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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上那些事兒
——八旬老人靳法棟深情講述修渠往事

 

】作者:  來源:林州市新聞中心   時間:2019-09-12 21:37:58  瀏覽 人次

  面容清瘦,但腰背挺直,走起路來步履輕快,一口氣上到四樓沒有歇口氣。這是靳法棟老人給我們的第一印象。

  8月29日上午,在瓦窯街老政府家屬院一個普通的單元房里,我們采訪了靳法棟老人。84歲的靳法棟曾在紅旗渠工地上度過5年光陰,一直在工地指揮部工作,當過辦公室主任。

  特殊的獎勵

  1961年下半年,紅旗渠復工重新上馬。紅旗渠工地指揮部從任村公社的盧家拐大隊移到了露水河邊的回山角。

  紅旗渠山西段竣工后,漳河水嘩啦啦地流到了河口村,然后又放到了河里。全縣人民看到了希望,修渠的勁頭兒更足了。各項工作有條不紊開展,工程按照計劃有序推進。

  有一天,縣委副書記秦太生來到指揮部說,代表縣委來慰問慰問大家,并帶來了慰問品。

  靳法棟和他的同事每個人都分到了3斤花生餅和一尺多廢輪胎。

  “大家都很高興啊。你可別小看這些東西,花生餅子雖然是榨過油后的花生渣,但在那個年代可是美味。一尺多廢輪胎,可以釘一雙鞋。”靳法棟解釋道。

  那個時候,天天干體力活,吃不飽飯。饑餓如影隨形跟著每個修渠民工。靳法棟他們這些工作人員也是如此。領到花生餅后,年輕人夜里躺到床鋪上,嘴里塞上兩塊花生餅子嚼上一陣子,口舌生香,當然也是一種難得的享受。

  后來,指揮部就流傳開一句順口溜:“工地生活好,一夜能吃兩頓飯。”

  “當時,我每月的口糧是29斤,工地上活兒重,根本不敢敞開吃,也不夠吃。”靳法棟補充。

  工地上的小喇叭

  當年的修渠工地,就是一個五臟俱全的小社會。政府設立的工作部門,工地上也對應成立相應各種機構。

  紅旗渠工地指揮部人員雖然不多,但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工地上編印一份紅旗渠小報,還有人負責整理記錄紅旗渠大事記。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靳法棟還能清楚地想起不少人的名字:“田永昌負責寫稿件,盧子會、路茂林、崔才龍、楊清吉、劉伏明(音)等人都整理記錄過紅旗渠大事記。”

  靳法棟記得,在工地上還有廣播站,各公社分指揮部、各連部都有小喇叭,形成了一個廣播網絡。廣播站每天播報新聞,比如工地上發生的好人好事和各種通知,起著重要的作用。

  靳法棟記得,工地廣播站的廣播員是一個年輕的姑娘,叫李淑英(音)。李淑英很有禮貌,接電話時一開口就問:“你是誰呀?”給不少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負責小喇叭設備維護、線路檢修的叫鄭法生(音)。只要一放炮,他就忙乎開了,趕緊派人下工地檢查線路是否通暢。

  干部群眾一個樣

  靳法棟多次強調,在工地上,根本分不清誰是干部,誰是民工。

  “當時,干部和群眾一個樣,在工地上一樣干活,都穿著打補丁的衣服,腳上穿著厚厚的打掌兒鞋,戴著柳條帽兒。馬有金是副縣長、指揮長,照樣掄大錘,根本沒有縣長的樣兒。干部群眾同吃一鍋飯,哪有條件搞特殊?”靳法棟感慨萬千。

  他說,指揮部的人白天不在指揮部辦公,都是到工地上勞動,晚上才回來處理問題。工地上文娛生活比較豐富,有時候放電影,有時候唱戲。可是,指揮部的年輕人需要下通知、解決問題,忙完工作,電影往往也就結束了。

  “工地上有一個原則,趕天明到工地,天黑才下山。領導得先到工地,檢查有沒有危險。下工后,領導和技術員、炮手留在最后,放了炮看有沒有啞炮。”靳法棟說,“工地上各分指揮部的指揮長,都是硬干家。像河順公社的劉銀良、城關公社的史炳福、東姚公社的劉老二等,在工地上都是硬邦邦、響當當的。”

  “吳祖太和李茂德怎么犧牲的?就是吃過飯后去洞里檢查安全,洞頂塌方遇難的。當時,還有一個人一塊去了,就是水利局局長段毓波。他到洞口后,被一個人攔住說個事,剛停了一會兒,前面洞里就發生了塌方事件。”說起這件事,靳法棟至今依然不平靜。

  白天不敢進城的年輕人

  “林州人啥時候也不能忘記那些搞測量的年輕人,他們付出的太多了。”靳法棟老人不止一次說起這個話題,“1959年秋天,紅旗渠沒有動工之前,吳祖太等水利技術人員就開始勘測渠線,并做了大量前期工作。”

  靳法棟介紹,水利局那些技術員大部分都是河南水利學校畢業的,都是外地人,像吳祖太是原陽縣人、田偉民是南陽的。他們為了幫助林縣人修建紅旗渠,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灑在了這片土地上。

  這些年輕人,每天起早貪黑,背著經緯儀、老錘、鋼釬、麻繩,在懸崖峭壁間搞測量。人手不夠,又抽調了一部分年輕人加入進來,比如王慶祥、石存生、楊崇喜、康加興等。

  在野外工作一段時間,這些人個個蓬頭垢面。衣服里都是虱子、蟣子,手臂上傷痕累累。他們白天不敢進城回單位,怕人看見笑話。回去第一件事,就是把這些臟衣服用開水燙燙,把那些虱子、蟣子燙死。

  有一個叫高貴堂的年輕人,家住縣城邊,家里只有一個老母親。有一次,高貴堂從山上測量回來,路過家門順便看看母親。看著眼前像個野人般的兒子,老母親心疼得不得了,拉著他的手死活不讓他走,說這么受罪,咱不上這個班了。

  老人的遺憾

  1960年至1965年,從紅旗渠開工到總干渠通水,靳法棟一直在修渠工地上。1962年,他成了工地指揮部辦公室第三任主任。可以說,他見證了紅旗渠總干渠修建的全過程。

  但是,靳法棟是一個低調的人,把修渠的往事埋在心底。他以“時間長了、記不清了”推掉許多媒體記者的采訪。

  當年在指揮部辦公室工作,修渠工地上發生的大小事情,靳法棟大都親身經歷、參與過。有些事猶如發生在昨天,有些普通人的名字,他隨口就能叫上來。另外,他還記了不少筆記,保存了許多資料。

  可是,這些珍貴的資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全部丟失了。這成了老人心中永遠的痛。

  當年,靳法棟把筆記本、資料裝在一個袋子內,放在辦公室。紅衛兵來批斗靳法棟,辦公室一個姓秦的同事怕這些東西成為“黑材料”,就悄悄把資料袋取走藏起來。后來,這個資料袋就再也沒有找到。

  一提起這件事,靳法棟依然痛惜不已。 (陳廣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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